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权利诉讼救济问题研究

我国《民法典(草案)》将"生物识别信息"列入"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目前,在外国以保护隐私权思路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民事诉讼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主要包括:"类主体"与"类事由"化问题;侵权行为的"程序性违法"问题;传统"案件—诉讼—损害"的民事法理逻辑对损害赔偿的限定等问题。充分完善"类诉讼"制度;解决新兴权利的法律赋权问题;确定"程序性违法"的"损害"认定标准以及完善举证责任制度,是保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权利诉讼救济充分实现的制度优化措施。     

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制度逻辑及实现路径

随着当今社会风险的不断加剧、不可逆转损害后果的频繁出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应局限于事后的补救性救济,而应当积极拓展其预防功能,将隐患消弭于尚未发生之际是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就现行司法救济体系而言,尚存在法源理论上的不相妥协、立法维度上的事后救济为主、司法实践中的固守谨慎等鲜明特征。因此,应当在风险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引导下,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专门立法、明确“重大风险”判断基准、完善生物多样性多元保障体系、打造查、审、执相互贯通的全链条式体系。     

论行政发展的政治生态优化

管理行政是在近代民主政治的框架中形成的,以民主政治为其政治生态。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确立既使行政在工具的意义上获得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又使行政必须受到政治的监督和控制。在此条件下,管理行政拥有了形式公共性。然而,随着实质公共性追求的确立,作为工具性行政的管理行政受到了挑战。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促进合作的需要和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等要求管理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服务行政难以在形式民主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与之相适应的应是一种合作政治的生态。     

On The Trial-centered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nter of the judicial system, but also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modern criminal structures.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proposed reform to the trial as the center of litigation system, to provide a policy basis on which to build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n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body performs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the “trial centered” litigation model, how to build the suita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arget to be completed in Litigation Reform.     

行政区划改革:视角、路径及评价

本文认为,当前有关行政区划改革的讨论,因急于开药方,而模糊了行政区划改革背后的逻辑。为此,本文在梳理现有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从视角、路径两个层面,剖析行政区划改革背后的逻辑。本文认为当前行政区划改革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视角,即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的视角,视角不同行政区划改革路径也不同,并对相应行政区划改革方案进行了针对性评价。最后,本文指出,要更科学地探讨行政区划改革,必须把握时代特征。     

试析和谐社会中的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美国经验的启示

政府保持清正廉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已经基本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政府行政伦理体系。而其体系的建构则经过了上百年的历程,是由他律转变为自律的过程。美国政府道德规范体系的构建经验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

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有关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案例,可以发现其存在两种裁判逻辑。分离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形式违法性审查,根据“职权”或“滥用”单一要素进行判断,使得任何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都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结合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实质违法性审查,认为构成滥用职权必须具备“职权”与“滥用”双重要素,滥用职权的实质是偏离法律目的行使裁量权。分离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与日常用语更为接近,结合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更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滥用”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影响了滥用职权标准的司法适用性。应以功能主义立场取代规则中心主义,借助均衡性的法律原则与功能性的自我规制技术,化解“滥用”之主观动机认定难的问题。     

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中法官职业化的探索

本文希望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法官职业化进展进行分析梳理，指出问题，找到对策。文中以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为分析对象，该改革方案中针对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值得称赞，但也存在一些诸如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科学性，职业化制度保障缺失性，“上海方案”的可复制性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加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希望对存在的问题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解答。     

论公职人员的角色紧张

公职人员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个人,而且还是公共权力的代理执行者,这两种角色的不同内在需求使其承受两个向度上的价值张力,由此而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就是公共权力及公职人员角色的扭曲,最终使公共权力的运行轨迹背离公共意志。为了避免这种消极后果的产生,必须以行政伦理中的"法治"理念来实现和强化公职人员个体行为的道德自觉。     

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救济 途径行使程序之完善

2015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并规定就行政协议有关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表明行政协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需要法律加以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我国强行政权的历史传统,立法上的重点过于偏向对协议相对人的保护,而对于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规定甚少。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其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作为满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下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与行政协议中相对人享有的救济途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效保证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有必要完善行政机关主体司法救济权利的程序规定。